進而強化人民對法秩序之信賴。立法者制定沒收新制，曾參考民法第179條以下關於不當得利規定之意旨。由前述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目的，可知擴大利得沒收亦採相同之概念。依民法第182條規定，不當得利受領人，依其於得利時是否知無法律上原因，區分為善意受領人及惡意受領人。善意受領人，其所受之利益不存在時，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惡意受領人，則不得主張所受利益不存在，而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沒收新制規範，立法者除參考民法不當得利制度，以沒收為手段而調整被干擾之財產秩序外，在沒收範圍上，亦採納民法第182條之風險分配概念。準此，立法者衡酌刑事法領域之特性，將風險分配之法理運用於因違法行為所生之犯罪所得沒收上，使具惡性之犯罪行為人或非善意之第三人，承擔沾染不法之犯罪成本應被沒收之風險（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63段、第64段參照）。【39】 從前述民法第182條第2項規定不當得利之惡意受領人所返還之範圍包含所受利益之全部，即可知系爭規定一擴大沒收行為人取自其他違法行為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雖使被沒收人損失其為取得不法利得所支出之成本，惟此仍與不當得利衡平原則之精神一致。如同民法不當得利之風險分配概念，刑法之沒收雖將包含成本在內之不法利得予以沒收，但僅是將經濟損失風險分配予惡意之人，不能以此認為係對被沒收者之懲罰（註3）。【40】 另參酌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給付，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返還：四、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但不法之原因僅於受領人一方存在時，不在此限。」其法理為：行為人有將財產運用於違反公序良俗之不法行為，已知悉其將來無法取回成本，亦不受補償。由是可見，自外於法律而將其財產投入不法行為者，該財產即不得與合法財產相提並論，乃我國法秩序下之基本價值。【41】 準此，法律拒絕對投入非法交易之支出提供保護，由不法行為人承受失去犯罪成本風險，乃法理上所當然（註4）。【42】 又依我國實務見解，沒收係採相對總額原則（註5），倘產生犯罪所得之交易自身即為法所禁止之不法行為，則沾染不法範圍及於全部所得（例如販賣毒品而取得之全部價金），其沾染不法之成本，非屬中性成本，均不得扣除（例如買入毒品之全部支出）。惟如交易自身並非法所禁止，則沾染不法之部分僅止於因不法行為而取得之獲利部分，並非全部之所得，於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時，即應扣除屬於中性成本之支出（例如廠商違法得標後，為履約而支出之材料費、人事費及其他營造費用）（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62段參照），此於擴大利得沒收亦無不同。法院於審查沒收範圍時，依相關事證認為行為人確有非與犯罪直接相關之中性成本，本得予以扣除。至於擴大利得沒收雖無庸具體特定其他違法行為之內容，惟於具體個案中，並不完全排除法院得依事證而認定其他違法行為為何，亦不排除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其他與犯罪無關用途之狀況。是以中性成本是否存在，純屬證據證明之問題，並非擴大利得沒收本質上即排除扣除中性成本之可能性。【43】 從而，擴大利得沒收，其範圍並未及於行為人未投入從事違法行為之固有財產，且得扣除未沾染不法之中性成本，乃對不法利得之剝奪，而非對其他違法行為之處罰。【44】 （四）以罪責為評價基礎之刑罰，與以不法利得為評價基礎之擴大利得沒收，二者之性質有異【45】 按罪責原則，乃刑罰之核心，不僅係發動刑罰制裁之前提，亦為刑罰裁量之基礎。在此原則下，刑罰兼具遏阻犯罪及教化行為人等一般預防、特別預防之功能，其性質為對於行為人過去犯行之非難。因此，國家對特定行為論罪科刑時，應以該行為具違法性及有責性為基礎，並考量行為人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等關於罪責等因素，而不能純以遏阻犯罪、教化行為人等預防性目的施加刑罰。從而，法院所科處之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行為違反法規範之嚴重程度為準據，於不逾越行為責任之基礎下，在法定刑範圍內酌定適當刑罰，且於酌定具體刑度過程中，一併考慮行為人本身因素，以及行為對社會一般大眾影響程度，進行權衡調和，最終決定其具體之刑度。【46】 相對於此，擴大利得沒收為排除因違法行為導致之財產秩序干擾狀態，固然亦連結至行為人過去之違法行為，但國家為回應並糾正違法行為所生之財產狀態，而以公權力排除之，不因此即屬於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行為所施加之處罰。基於前揭擴大利得沒收之立法目的，可知立法者期望創建一種刑罰以外之措施，以阻止從事違法行為之人繼續保有及利用不法利得，並防範不法之財產秩序持續至未來。準此，法院所為擴大利得沒收之決定，係剝奪行為人實際獲得之不法利得數額，無論在擴大利得沒收之發動或沒收數額之評價上，均非以行為責任為基礎進行衡量。是以擴大利得沒收制度乃基於未來性、預防性觀點對財產進行之規制措施，而非基於過去、應報性觀點，對行為人所施加之處罰。從而，擴大利得沒收與刑罰不僅規範目的不同，性質有別，所展現之法律效果亦迥然有異，不能僅因擴大利得沒收導正違法財產狀態，與刑罰同樣具有遏止違法行為之預防功能，即將之與刑罰同視，或認為其實質上具有刑罰性質（註6）。【47】 基於上揭理念所創設之擴大利得沒收制度，為立法者考量毒品犯罪通常具有組織性、慣習性、持續性，相關違法行為所獲取之不法利得往往作為維持犯罪組織及再次投入違法行為使用，故有必要剝奪其違法行為所得，防止其享受違法行為所獲收益，及將之再次投入其他犯罪行為，俾遏阻類似犯罪之發生，其本質乃非刑罰之措施，已如前述。於程序上，擴大利得沒收雖附隨於本案犯行之刑事訴訟程序處理，但其目的並非追訴被告其他犯行並予以定罪，而是透過法院嚴謹之審理程序，調查審認特定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為本案以外之不法所得，並於過程中充分保障被告之程序權。因此，系爭規定一性質非屬針對行為人過去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之非難，而係在於回復合法財產秩序，阻斷該不法利得繼續用於其他違法行為，即使此一措施造成剝奪人民財產之效果，仍與刑罰有根本之不同（註7）。【48】 （五）結論：擴大利得沒收，從其目的、效果及性質觀之，非屬刑罰或類似刑罰，無涉罪刑法定原則、罪責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49】 據上，擴大利得沒收，從其目的、效果及性質而言，與一般犯罪所得沒收相同，均係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並預防未來再犯罪之措施，法院並非著眼於非難行為人或第三人過去有何違反社會倫理之犯罪行為，亦非依檢察官對行為人所為他案不法行為之刑事追訴，而對行為人施以刑事制裁，與刑罰係制裁個人犯罪行為，行為人係因其違法且有責行為始受刑事制裁，迥然有異（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46段、第58段參照）。從而，系爭規定一自無涉罪刑法定原則、罪責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50】 二、系爭規定一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51】 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司法院釋字第521號、第594號、第690號、第799號解釋、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39段及111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理由第51段參照）。【52】 系爭規定一乃以剝奪犯罪行為人所獲不法利得為目的，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其明確性之審查自得採一般之標準，毋須如同審查刑罰或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處分所應採之嚴格審查標準。按違法行為之態樣甚多，系爭規定一固未明定其他違法行為僅限於刑事違法行為，抑或包含行政或甚至民事不法行為，但參照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4項「違法行為」之定義，並結合系爭規定一立法說明可知，該規定所指「其他違法行為」，仍限於刑事違法行為，即該當於任何一種刑事犯罪類型且具有違法性，於刑事實體法上足以被評價為犯罪之行為；至於是否可特定為何種刑事違法行為，則屬於個案證據證明層次之問題。從而，系爭規定一自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53】 三、系爭規定一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並未牴觸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54】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惟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對人民取得之財產或財產上利益，國家並非不得以法律為合理之限制，此項限制究至何種程度始逾人民財產權所應忍受之範圍，應就行為之目的與限制手段及其所造成之結果予以衡量，如手段對於目的而言尚屬適當，且限制屬於必要，國家以法律所為之合理限制即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相牴觸。【55】 行為人因刑事違法行為所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雖非當然不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惟對此類因破壞法秩序而獲取之利得，立法者本得基於公益目的，給予較大程度之限制，是本庭採取寬鬆之審查標準予以審查，如其目的係為追求正當之公共利益，且其手段與目的間具備合理關聯，即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56】 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目的在於滌除毒害，遏止不法財產再次投入毒品犯罪致戕害國人身心，截堵毒品金流來源，並確保任何人均不得僥倖保有不法所得，當屬重要之公益目的。【57】 立法者採取非刑罰亦非類似刑罰性質之措施，沒收行為人自其他違法行為取得之財產，使行為人無法保有因違法行為獲取之利益，自足達成前揭減少犯罪誘因、杜絕毒品犯罪及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之目的。另一方面，若不以沒收方式確實剝奪行為人不法利得，而僅採取查封、扣押等暫時性凍結財產之手段，則無法澈底排除該等不法利益再次投入不法使用，且於制度上亦無其他對財產權限制干預程度較輕微，而與系爭規定一之措施相同有效之替代手段可資採用，是透過擴大利得沒收剝奪因其他違法行為獲取之不法利得，當屬為確實達成上述回復合法財產秩序、預防毒品犯罪之公益目的所為必要手段。【58】 又，系爭規定一所定之本案犯行，僅限定為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轉讓、栽種罌粟或古柯等毒品之犯行，而不包括單純持有、施用毒品之行為，可見系爭規定一僅以犯相對較嚴重之毒品犯罪為適用前提，並未包括所有毒品犯罪行為，對應其所欲達成之公益目的，尚屬相當。再者，即使系爭規定一並未扣除因其他違法行為而支出之成本，仍符合惡意財產受領人不能保有所受利益之風險分配、不法行為支出不得請求返還之觀念，已如前述。復查，系爭規定一本身雖無明定，惟基於不得重複沒收之原則，如被告之財產已於他案中被認定為犯罪所得並予沒收，即不得再為擴大沒收之客體；反之，財產經法院認為屬於系爭規定一所指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並予擴大沒收，如嗣後該違法行為經檢察官查明並起訴，法院不得再予重複沒收，乃解釋上當然之理（註8）。此外，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依刑法第11條規定，於系爭規定一仍有其適用，顯見立法者對於適用系爭規定一之情形，已設有調節規定，避免個案過苛之情事發生。【59】 綜上，系爭規定一係為實現重要之公共利益，且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合理關聯，尚未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60】 四、系爭規定一尚未違反憲法之公平審判原則，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無違【61】 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係確保人民於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有權依法請求法院救濟；法院並應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司法院釋字第736號、第752號、第755號、第785號、第805號解釋及本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理由第14段參照）。上述公平審判之內涵，應包含法院依證據而為裁判，以及在訴訟程序上被告享有充分之防禦權，此不僅適用於法院對被告科處刑罰之情形，被告遭受擴大利得沒收之不利處分時，亦同。【62】 針對系爭規定一對行為人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所為之財產權限制，立法理由稱：「有事實足以證明被告財產違法來源，參考歐盟沒收指令第5條及其立法理由第21點意旨，法院在具體個案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依蓋然性權衡判斷，系爭財產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任何違法行為時，即可沒收。而法院在認定財產係源於其他不明之違法行為時，所得參考之相關事實情況，例如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產價值與其合法之收入不成比例，亦可作為源於其他違法行為之認定基礎，併予敘明」（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103期（4746）中冊第253頁參照）。惟究竟檢察官必須證明至何種程度，始達到該證明門檻，而該證明程度標準是否符合憲法之誡命，茲論述如下：【63】 關於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理論上，有寬嚴不同程度之證明要求。首先，「單純推斷說」，乃最寬鬆之標準，亦即一旦符合一般可能性，即可合理推斷系爭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源自其他違法行為，而得成為擴大利得沒收之客體。其次，歐盟2014/42/EU沒收指令採「蓋然性權衡判斷說」（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另有「與本案犯行相同程度之證明標準說」，亦即必須達到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心證門檻，始得認定系爭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屬於其他違法行為所得。德國法院實務採取「確信心證說」，認為「唯有事實審法院窮盡證據提出與證據評價後，所得完全之確信，足以認為屬於行為人自其他違法行為取得之標的物，始得予以宣告擴大沒收，但仍無須對所謂違法行為予以個別調查認定。」（註9）【64】 系爭規定一所定「有事實足以證明」，依前揭立法理由可知，立法者明顯採取「蓋然性權衡之證明程度」，並係參酌歐盟2014/42/EU沒收指令之立法意旨（立法說明第21點）提及「蓋然性權衡判斷」所致。法院裁判上則認為：「關於有事實足以證明被告財產違法來源，參考歐盟沒收指令（按全稱為『歐盟保全及沒收犯罪工具與犯罪所得之指令』）第5條及其立法理由第21點意旨，法院在具體個案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依蓋然性權衡判斷，系爭財產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任何違法行為時，即可沒收。而法院在認定財產係源於其他不明之違法行為時，所得參考之相關事實情況，例如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產價值與其合法之收入不成比例，亦可作為源於其他違法行為之認定基礎等旨。換言之，就來源不明犯行部分，不需為明確、特定的刑事不法犯行，只要有一定事證足認系爭不明財產是為了或產自某尚未具體、特定的不法犯行即可，是何具體犯罪則非所問，此與本案犯行的認定，必須達於確信之心證始可，尚有不同，且若仍採與本案犯行同樣的心證門檻，擴大利得沒收規定將成為具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31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47號刑事判決；111年度台上字第791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19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65】 按系爭規定一所稱「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並非以被告犯特定具體之犯行為對象，故其證明程度，即不可能採取有罪判決所要求對被告具體犯行達於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有罪確信心證。惟為周全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及基於前揭證據裁判之精神，系爭規定一所稱「有事實足以證明」，非謂法院得僅以檢察官主張系爭財產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相對於被告之說法更為可信，即得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而應解為法院綜合一切事證，經蓋然性權衡判斷，認系爭標的有高度可能性係取自非本案之刑事違法行為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始得予以宣告擴大利得沒收。依此標準，法院不得僅以被告特定財產之來源不明，而被告無法說明或證明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合法來源，即遽行認定屬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具體而言，法院必須綜合一切直接證據、間接證據與情況證據，並輔以各種相關因素綜合權衡判斷，不法所得財物或其他財產利益之價額，是否與行為人合法收入顯失比例，且應注意具體考量本案犯行之調查結果、系爭財產被發現與被保全之情況，行為人取得系爭財產之支配與本案犯行在時間（註10）或地點之關聯性、行為人之其他個人及經濟關係等具體個案因素（註11），藉此形成系爭財產有高度可能性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之心證。倘於個案中檢察官未能提出事證，並說服法院達到前述認定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高度可能性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之心證程度，則不得僅以該財產來源尚屬不明，而被告又無法說明或證明其合法來源，即認定屬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亦為當然之理。【66】 擴大利得沒收必係針對已因本案犯行而被依法起訴之被告所為，故必然附隨於本案犯行之刑事審判程序進行審理。而且，法院對於特定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予以擴大沒收，被告均在本案嚴謹之刑事審判程序中，有提出答辯並充分防禦之機會。從而，在該案審理中，檢察官就特定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提出擴大利得沒收之聲請者，應具體指明其標的與範圍為何，並提出證據說明其認為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之理由。程序上，法院應給予被告充分答辯及提出證據之機會，如被告否認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其他違法行為所得，即得針對檢察官之舉證提出答辯，並舉出有利證據說明係基於合法來源之所得。就此而言，本案審理之際踐行上開程序者，即可認已充分保障被告依正當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之權利。【67】 據上論結，系爭規定一所指「有事實足以證明」，應由檢察官就「行為人所得支配之上開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之事實，亦即就擴大利得沒收之要件，負舉證之責；法院則綜合一切事證，認定行為人所得支配犯罪所得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高度可能性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即為已足。惟法院不得僅以被告無法說明或證明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合法來源，即認定屬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且應於訴訟中充分確保被告聲請調查證據及辯論之權利，俾兼顧被告受法院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就此而言，系爭規定一未違反公平審判原則，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亦屬無違。【68】 五、系爭規定二屬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法規範，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69】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新訂之法規，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構成要件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惟如將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內已發生，且於新法規施行後仍繼續存在之構成要件事實或法律關係，此種情形則非新法規之溯及適用，無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20號、第717號、第783號解釋及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68段參照）。【70】 如前所述，系爭規定一並非針對行為人破壞法益之違法行為本身而設，而係為終止該違法行為所生之不法財產秩序。又犯罪所得之產生雖係基於違法行為，然無論該違法行為是否終止、何時終止，亦不論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自不法利得所得產生之時起，不法財產秩序已然形成，且行為人支配該不法利得之狀態仍繼續存在至該犯罪所得被剝奪時為止。因此，系爭規定二雖導致系爭規定一適用於毒品條例施行前已發生之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然因該不法財產秩序於該條規定施行後，仍繼續存在，故系爭規定二屬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法規範，並未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71】 又人類生活有其連續性，新法雖無溯及效力，對人民依舊法所建立之生活秩序，仍難免發生影響。是法律之變動在無涉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依憲法信賴保護原則，仍應進一步考量人民是否具有值得保護之正當合理信賴；於信賴值得保護之情形，尚應就公益與信賴利益間為衡量，俾符憲法信賴保護原則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574號及第717號解釋參照）。【72】 依系爭規定二，系爭規定一雖亦適用於該規定施行前已發生之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然該違法所得所形成之不法財產秩序，於該規定施行後，仍繼續存在至法院裁判時，且行為人就其得繼續支配該等違法所得，亦難謂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可言。立法者為彰顯法秩序之公平性及不可侵犯性、強化人民對於法之信賴及確保社會依合法秩序穩定運作等重大公益，乃增訂系爭規定一，並使其適用於修正施行前之擴大利得沒收，並不違背信賴保護原則。【73】 據此，系爭規定二涉及系爭規定一部分，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註12）。【74】 六、裁判憲法審查部分【75】 系爭規定一依主文一所示情形並未違憲，系爭規定二其中涉及系爭規定一部分亦屬合憲，業如前述，確定終局判決就系爭規定一、二之解釋適用所持見解，亦難謂有牴觸本判決系爭規定一、二均屬合憲之意旨。聲請人於聲請書、言詞辯論意旨書俱未具體說明確定終局判決有何違憲之理由，而聲請人除主張系爭規定一、二有違憲疑義外，並未具體指明確定終局判決有其他違憲之情事，自難認確定終局判決解釋適用系爭規定一、二之結果，有何牴觸憲法可言。【76】 伍、結論【77】 綜上，系爭規定一無涉罪刑法定原則、罪責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且於主文一所示情形，並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憲法公平審判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均屬無違；系爭規定二涉及系爭規定一部分，無涉罪刑法定原則，亦均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無違；確定終局判決適用系爭規定一、二結果，亦難認有何牴觸憲法可言，是聲請人裁判憲法審查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78】 附註：【79】 註1：本公約經104年5月20日公布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2條第1項明定，具內國法律效力。【80】 註2：依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第5條規定之要求，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之法律措施，沒收與毒品販運及其他毒品犯罪活動相關之資產；包含直接或間接與毒品犯罪有關之資產，例如販賣毒品獲得之收益，或用於毒品犯罪之資金、其他資源；公約鼓勵各國制定有效法律程序，以追蹤、凍結、扣押及没收該等資產。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54條第1項C款規定則要求締約國依其法律考慮採取必要措施，以利在犯罪人死亡、潛逃或缺席而無法對其起訴或其他適當情形，允許不經刑事定罪，即予沒收此類財產。除上述規範外，國際組織如歐洲聯盟（EU）亦關注如何有效剝奪犯罪不法利得以預防犯罪問題，歐盟2014年「歐盟保全及沒收犯罪工具與犯罪所得之指令」（歐盟2014/42/EU指令），亦敘明考量跨境組織犯罪主要動機係為獲得經濟利益，故應賦予主管機關追蹤、凍結、管理和沒收犯罪收益之手段；而有效預防和打擊有組織犯罪應藉由消滅犯罪收益實現，且在某些情況下，應擴及源於犯罪性活動之任何財產；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此基礎上，於2022年提出「對於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資產追回和查封的指令提案」（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sset recovery and confiscation），明確要求建立可有效運作之擴大利得沒收與非定罪沒收機制。【81】 註3：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亦採相同見解，參見該院裁定BVerfGE 2 BvR 564/95, Rn. 77-81。【82】 註4：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亦採相同見解，參見該院裁定BVerfGE 2 BvR 564/95, Rn. 79-80。【83】 註5：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第3045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第4003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885號、第2166號、第3594號刑事判決參照。【84】 註6：參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BVerfGE 2 BvR 564/95, Rn. 67-81明示之下列見解：擴大利得沒收之預防目的，係藉著排除違法財產秩序於未來繼續存在，並對外宣示法秩序之不可侵犯性及正義之價值，而非藉由處罰行為人以達威嚇之預防效果，與刑罰有所不同。擴大利得沒收係以匡正及強化規範之干預手段，以回應現存財產秩序受干擾之狀態，其所追求者，並非壓制-應報的，而是預防-規制的目標。此種不取決於罪責之安排，並未造成有違反憲法之疑慮。【85】 註7：如歐洲人權法院2021年7月13日判決Case of Todorov and Others v. Bulgaria, Applications nos. 50705/11 and 6 others認為性質上類似擴大利得沒收之定罪後單獨犯罪利得沒收並非刑罰，且未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1號議定書第1條、第4條、第7條，第7號議定書第4條等規定。該案中，歐洲人權法院指出，在定罪後沒收被告財產，並非對被告提新的刑事控訴，且沒收程序之目的，並非對聲請人所為與任何毒品相關或其他犯罪之定罪，故其本質非刑事制裁，無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2項「無罪推定原則」之適用。【86】 註8：德國現行刑法第73a條第2項即明定此旨，足資參照。【87】 註9：參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BGH 4 StR 516/94, Rn. 8。【88】 註10：如奧地利刑法第20b條第2項之規定。【89】 註11：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437條、刑法第76a條第4項關於獨立擴大沒收判斷方法之規定。【90】 註12：註7所示Todorov and Others v. Bulgaria, Applica-tions nos. 50705/11 and 6 others案件中，歐洲人權法院亦認為不涉及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7條不可處罰法律所無之罪之問題。【91】 憲法法庭  審判長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蔡彩貞　朱富美　陳忠五　尤伯祥

就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區別「給付型不當得利」及「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各別之要件及舉證責任之歸屬，有違憲疑義，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上列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6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第59條及第15條第2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曾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重上字第13號民事判決，提起上訴，經最終裁定以上訴不合法駁回。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 四、經查，聲請人係以系爭判決「所續造之法規範」違憲，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惟系爭判決並非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所稱之法規範，聲請人自不得以確定終局判決有適用系爭判決為由，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且聲請人非系爭判決之當事人，聲請人亦不得就系爭判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至其餘所陳，尚難謂聲請人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及就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而言，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之民法第179條規定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法庭第四審查庭  審判長　大法官　張瓊文 大法官大法官　蔡宗珍　朱富美

聲請人係得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得盛公司）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得盛公司向原因案件被告請求之標的，係違約金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非工程履約保證金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得盛公司與原因案件被告簽訂工程合約後，僅將得盛公司依工程合約得向原因案件被告請領之款項（包括履約保證金等）讓與第三人，該受讓債權之第三人並未概括承受該工程合約所生之權利義務；至得盛公司所以對原因案件被告產生違約金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係因原因案件被告於另案（原因案件被告於103年間曾以得盛公司為工程違約金之債務人，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給付違約金訴訟），將工程履約保證金充作違約金取償後，經法院酌減後之違約金數額以外部分（即餘額），其性質已轉變為違約金，而原因案件被告繼續保有該工程履約保證金之餘額又係欠缺法律上原因，是聲請人代位得盛公司請求者，實係原因案件被告對得盛公司所溢收違約金部分之不當得利。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再字第24號民事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既未援引相類似案件之最高法院判決，又混淆債權讓與及契約概括讓與之界線，傾覆違約金條款係獨立於主契約存在之性質，僅以債權讓與為由，使得盛公司喪失其於上開工程合約之當事人地位，進而無法向原因案件被告請求返還對得盛公司所溢收違約金之不當得利，並繼而導致聲請人無法保全其對得盛公司之債權，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7條及第15條規定所保障之財產權及平等權，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二、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又前述聲請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毋庸命其補正，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第60條第6款及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確定終局判決係認聲請人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63號民事判決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所提起之再審之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而核聲請意旨所陳，係就個案之工程履約保證金經當事人扣抵違約金，而其中超出經法院酌減後之金額部分究屬何性質，執其主觀之意見，逕謂駁回其再審之訴之確定終局判決有違憲疑義，尚難謂對確定終局判決有如何之牴觸憲法，已為具體之指摘。故本件聲請，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　大法官　黃虹霞 大法官大法官　詹森林　楊惠欽

參照其立法理由亦採取總額原則，縱令犯罪所得之沒收具有準不當得利衡平措施與保安處分之特徵，惟在沒收範圍之計算不扣除犯罪成本，則犯罪所得之沒收即具有財產制裁與懲罰之效果，而兼具類似刑罰之性質。4、復以司法院釋字第799號及第812號解釋闡明之明顯區隔原則進一步觀察，犯罪所得沒收與罰金刑在本質上均屬對人民財產之剝奪，在執行面上，兩者均以檢察官囑託民事執行處對受宣告者之財產予以執行，由此可知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罰金刑之功能具高度相似性。5、犯罪行為既已於系爭規定施行前終結，系爭規定使犯罪所得沒收規定之效果，亦適用於該終結之犯罪行為，顯見系爭規定屬於真正溯及既往之法規範。又人民對修法既無法預見，亦未欠缺信賴保護之基礎，此處更不存有公益絕對優越人民財產利益而構成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例外，致生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故系爭規定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6、縱令沒收新制下，立法者訂有過苛條款（即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參照），仍無法緩解系爭規定違憲之疑慮。【36】 （三）關係機關法務部略謂：1、立法者仿效德國刑法，刪除沒收為從刑之規定，增訂刑法第5章之1規定並參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引進「非以定罪為基礎」之沒收，填補舊法漏洞，乃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2、系爭規定與沒收新制之立法目的在衡平財產秩序，並非施加刑罰惡害。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參酌民法及公法之不當得利機制，沒收犯罪所得為準不當得利衡平措施，並非對行為人施加惡害非難，而係將財產恢復犯罪未發生前之狀態。3、沒收犯罪所得縱然採總額計算，仍不具刑罰性質，理由如下：行為人將固有財產投入犯罪，係出於己意處分而終局喪失。沒收犯罪所得係為避免犯罪成為無經濟風險之事業，具有貫徹預防之功能。參酌德國民法第817條第2句規定（即我國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沒收犯罪所得乃糾正不合法財產歸屬，其思維為對取得不法所得人拒絕給予權利保護，此乃不當得利之法律風險分配，並非新的處罰性效果。4、財產權之保障應由立法者藉由相關法律制定，以建構各類財產價值之權利地位，犯罪所得非憲法財產權保障之範圍。觸犯刑事法律而取得對社會秩序有重大危害之財產標的，難想像可作為合法之權利地位；縱認犯罪所得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沒收犯罪所得係為追求憲法上重大公共利益，仍不違反信賴保護原則。5、系爭規定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無涉。不法行為實施後，對原有財產法秩序之侵擾持續存在，系爭規定之適用，目的乃除去該侵擾財產秩序，為不真正之溯及規定。【37】 （四）各聲請人及關係機關其餘主張及陳述，詳見其言詞辯論意旨書。【38】 本庭斟酌各聲請人之聲請書、關係機關之意見書、鑑定人之意見書，及全辯論意旨等，作成本判決，理由如下。【39】 參、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40】 一、系爭規定涉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無涉罪刑法定原則【41】 按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剝奪或限制，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罪刑法定原則為憲法之重要原則，乃現代法治國之根基。無法律規定者，行為即不構成犯罪，亦不得對該行為科處刑罰。【42】 憲法罪刑法定原則所稱之刑罰，簡言之，係指國家為對從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之人民予以非難，所施加符合罪責相當之嚴厲處遇，例如剝奪人身自由或財產。是國家對於人民之任何不利益處遇，是否具刑罰之性質，須視是否與上開所描述刑罰之概念要素相符而定。【43】 申言之，立法者依其所欲達成之目的，對國家基於違法行為干預人民自由或財產之措施，於法制度之形成上，享有一定之立法裁量空間。判斷立法者制定之措施是否屬刑罰或類似刑罰，不應僅因該措施係規範於刑法典中而定，亦不應僅著眼於該措施使人民遭受財產或經濟上不利益，而須綜觀該措施之性質、目的及效果，是否等同或類似刑罰（司法院釋字第751號及第808號解釋參照），不受立法者對該措施所下定義之拘束，亦不拘泥其條文是否使用刑罰相關用語（註1）。若該措施之性質、目的及效果，並非等同或類似刑罰，即無涉罪刑法定原則。【44】 （一）由沒收新制整體內容觀之，犯罪所得之沒收不具刑罰性質【45】 就沒收犯罪所得之性質言，沒收犯罪所得係藉由沒收之手段，以衡平因違法行為所生財產秩序之干擾，故為避免犯罪行為人或非善意之第三人坐享犯罪所得，致顯失公平正義，其得予沒收之犯罪所得，僅須係因違法行為所生，即為已足（註2）。換言之，行為僅需具刑法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縱不具可責性，因該行為而生之犯罪所得，仍應予以剝奪，以回復犯罪行為前之合法財產秩序。是沒收犯罪所得，並非非難行為人或第三人有何違反社會倫理之犯罪行為，此與刑罰係基於制裁個人犯罪行為而設，行為人須因違法且有責行為始受刑事制裁有異。犯罪所得之沒收，有別於刑罰，此其一。【46】 就受沒收犯罪所得宣告之主體言，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受沒收宣告之主體，除犯罪行為人外，非善意取得犯罪所得之第三人，亦包含在內。該非善意之第三人，雖非從事違法行為之人，仍應沒收其取得之犯罪所得，此並非評價第三人有何違反刑法之不法行為，僅係回復合法之財產秩序，並具防止犯罪行為人及非善意之第三人以不法獲取之所得，再次投入其他非法使用之功能，不具懲罰性。沒收犯罪所得與刑罰大相逕庭，此其二。【47】 就受沒收犯罪所得宣告之客體言，依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規定，國家得沒收或追徵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易言之，犯罪所得之範圍係可依法推算之特定數額，國家亦僅於該特定數額內，始得對犯罪行為人或取得犯罪所得之第三人沒收之。該數額與行為人犯罪之罪名輕重無關，更不取決於行為人從事犯罪行為時之歸責程度（例如：故意或過失）。亦即，國家不以罪行或刑罰之輕重，決定應沒收之犯罪所得額度。反之，國家對犯罪行為人之科刑，應受嚴格罪責原則之拘束，無論係處以自由刑或罰金刑，關於其刑度之宣告，不僅取決於行為人所犯罪名之輕重，亦須衡酌行為人之歸責程度，予以適當之加重或減輕後，始得量處。沒收犯罪所得異於刑罰，此其三。【48】 就沒收犯罪所得之裁判言，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在程序面上，可分為以被告為對象之主體訴訟，及以沒收客體為對象之客體訴訟。【49】 關於主體訴訟之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1項規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即不論是否判決被告有罪，均於裁判時併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且依被告有罪判決或無罪判決，分別規定其主文諭知、構成沒收之事實及理由記載之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9條及第310條之3規定參照）。另在主體訴訟程序中，尚有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規定之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3規定參照）。【50】 關於客體訴訟之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3項規定：「……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亦即，此種情形之沒收，不以致生犯罪所得之違法行為被追訴或定罪為必要。在有特殊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例如犯罪行為人死亡、曾經判決確定，或因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等（註3），致未能追訴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其有罪時，程序上仍可對該犯罪行為所生之犯罪所得，予以單獨宣告沒收。就此，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第455條之34至第455條之37，亦有相對應之沒收特別程序。【51】 是沒收新制下主體訴訟被告無罪時之沒收、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或客體訴訟之單獨宣告沒收，並非以刑事定罪為必要（註4）；反之，刑罰必須依法論罪後，始得對行為人科處之（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99條第1項及第309條規定參照）。沒收犯罪所得有異於刑罰，此其四。【52】 就沒收犯罪所得之執行言，犯罪所得沒收之執行與刑罰罰金刑之執行亦有區別。犯罪所得，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僅得追徵其價額，是追徵為刑法沒收新制下之唯一替代手段。反之，刑法第42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規定：「罰金應於裁判確定後2個月內完納。期滿而不完納者，強制執行。其無力完納者，易服勞役。……其餘未完納之罰金，強制執行或易服勞役。」「依前項規定應強制執行者，如已查明確無財產可供執行時，得逕予易服勞役。」刑法第42條之1第1項又規定：「罰金易服勞役，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得以提供社會勞動6小時折算1日，易服社會勞動……。」是罰金無法完納者，得予易服勞役或易服社會勞動，而沒收及追徵不能執行者，國家不得透過易服勞役或易服社會勞動，以代替執行。沒收犯罪所得異於刑罰，此其五。【53】 就沒收犯罪所得之備位性言，立法者於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第38條之3第2項規定：「……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沒收物、追徵財產……由權利人聲請發還者，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者聲請給付……檢察官應發還或給付之……。」亦即，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受違法行為所干擾之財產秩序即已回復，國家不得再對曾取得犯罪所得之行為人或第三人，予以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經國家沒收後，被害人仍得請求檢察官發還。沒收犯罪所得異於刑罰，此其六。【54】 綜上所述，由沒收新制之整體內容觀之，犯罪所得之沒收與刑罰之性質迥然不同，非屬刑罰。【55】 （二）沒收新制之立法目的，係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並非剝奪不法行為前之固有財產【56】 查，立法者於104年修正系爭規定時，即於立法理由中明確表示：「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而且，立法者係鑑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Crime doesn’t pay；Verbrechen dürfen sich nicht lohnen!）』是長久存在的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因此在民法及公法領域均存在不當得利機制（參照民法第179條以下、行政程序法第127條），得以剝奪不法所得之利益。刑事法領域亦然，剝奪犯罪所得，更是基於打擊不法、防止犯罪之主要手段。換言之，犯罪所得……自應予以剝奪，以回復合法財產秩序」，從而修正「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並參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5章、德國2017年修正前刑法第3章第1節及第7節、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0章等規定，「在第5章之1以專章規範，確認沒收已不具刑罰本質。」（註5）【57】 由是可知，立法者增訂刑法第5章之1規定時，除著眼於澈底消除犯罪誘因外，更強調其立法宗旨為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並非剝奪不法行為前犯罪行為人或非善意第三人之固有財產，從而不具刑罰本質。是立法者修正沒收規定，並非出於刑罰之目的，與刑罰乃懲罰犯罪行為人，矯治其犯罪行為並遏阻其再犯之嚴厲處遇，顯有不同。【58】 （三）犯罪所得範圍之計算縱採相對總額制，亦難認沒收犯罪所得具刑罰或類似刑罰之性質【59】 聲請人六主張，現行法採取之相對總額原則，無可避免帶有財產制裁效果之特質等語（聲請人六言詞辯論意旨補充書第49頁參照）。【60】 按犯罪所得範圍之計算，依是否扣除成本，區分為淨額原則及總額原則；總額原則，更進一步就得扣除之成本，是否沾染不法，再區分為絕對總額原則及相對總額原則。【61】 我國實務一貫見解，係採相對總額原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464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332號及110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等刑事判決參照），即犯罪行為人所為與不法行為相關之支出，於沒收範圍審查時應否列入犯罪所得，視該等支出是否係非與犯罪直接相關之中性成本而定。倘產生犯罪所得之交易自身即為法所禁止之不法行為，則沾染不法範圍及於全部所得（例如販賣毒品而取得之全部價金），其沾染不法之成本，非屬中性成本，均不得扣除（例如前開案例中買入毒品之全部支出）。反之，若交易自身並非法所禁止，則沾染不法之部分僅止於因不法行為而取得之獲利部分，並非全部之所得，於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時，即應扣除屬於中性成本之支出（例如廠商違法得標後，為履約而支出之材料費、人事費及其他營造費用）。【62】 另查，立法者制定沒收新制，曾參考民法第179條以下關於不當得利，剝奪不法所得利益之意旨（註6）。而依民法第182條規定，不當得利受領人，依其於得利時是否知無法律上原因，區分為善意受領人及惡意受領人。善意受領人，在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時，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惡意受領人，不得主張所受利益不存在，而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換言之，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依其於受利時，是否知無法律上原因，而就其應返還不當利益之範圍，承受不同之風險。沒收新制規範，立法者除參考民法不當得利制度，以沒收為手段而調整被干擾之財產秩序外，在沒收範圍上，亦進而採納民法第182條之風險分配概念（註7）。【63】 準此，立法者衡酌刑事法領域之特性，將風險分配之法理運用於因違法行為所生之犯罪所得沒收上，使具惡性之犯罪行為人或非善意之第三人，承擔沾染不法之犯罪成本應被沒收之風險。更何況，任何交易均存有風險。對於合法交易，法律尚且不保障當事人得取回其成本，對於違法交易，當國家沒收該交易所生之犯罪所得時，更不容行為人主張應扣除所謂之犯罪成本。既為回復原狀之性質，行為人或第三人並未處於較不法行為前更不利之地位，是尚難僅因實務對犯罪所得之計算方式採相對總額原則，即逕認沒收具刑罰或類似刑罰之性質。【64】 （四）小結【65】 綜上所述，沒收犯罪所得，從其性質、目的及效果觀之，非屬刑罰或類似刑罰。應沒收之犯罪所得，雖以相對總額原則計算其範圍，亦不得逕行推斷犯罪所得之沒收具刑罰或類似刑罰之性質。是系爭規定明定，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中涉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不生牴觸憲法罪刑法定原則之問題。【66】 二、系爭規定屬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法規範，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67】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新訂之法規，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構成要件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惟如將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內已發生，且於新法規施行後仍繼續存在之構成要件事實或法律關係，此種情形則非新法規之溯及適用，無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20號、第717號及第783號解釋參照）。【68】 如前所述，沒收新制並非針對行為人破壞法益之違法行為本身而設，而係為終止該行為所生之不法財產秩序。又，犯罪所得之產生雖係基於違法行為，然無論該違法行為是否終止、何時終止，亦不論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自犯罪所得產生之時起，不法財產秩序已然形成，且仍繼續存在至該犯罪所得被剝奪時為止。因此，系爭規定，雖導致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沒收犯罪所得之規定，適用於該條施行前已發生之犯罪所得，然因該不法財產秩序，於該條規定施行後，仍繼續存在，故系爭規定屬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法規範，而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69】 又人類生活有其連續性，新法雖無溯及效力，對人民依舊法所建立之生活秩序，仍難免發生影響。是法律之變動在無涉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依憲法信賴保護原則，仍應進一步考量人民是否具有值得保護之正當合理信賴；於信賴值得保護之情形，尚應就公益與信賴利益間為衡量，俾符憲法信賴保護原則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574號及第717號解釋參照）。【70】 查刑法中所定各該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件，係立法者認其行為具反社會性，應以刑罰此一強烈之手段予以制裁。行為該當構成要件且具不法性者，自始即為法秩序所不許，依此取得之犯罪所得亦隨之沾染不法，該不法之特性並不因行為時有無沒收犯罪所得之規定，而有差異。換言之，沒收因違法行為所獲得而持續帶有污點之犯罪所得，其背後所彰顯之普世價值，係宣示自始即不保護不正權利之取得及保有。是，新法雖影響犯罪行為人及非善意之第三人依舊法所建立之生活秩序，然因犯罪所得係透過破壞原有法秩序之違法行為而取得，該財產自始存有沾染不法之重大瑕疵，犯罪行為人及非善意第三人信賴其得依舊法永久保有犯罪所得，自不值得保護（註8）。【71】 況且，在沒收新制施行前，人民得繼續取得犯罪所得，係肇因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前舊刑法沒收規範不足。蓋，依舊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後段及第3項之規定：「下列之物沒收之：……三、因犯罪……所得之物」、「第1項……第3款之物，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上開犯罪所得之物，依司法院院字第2140號解釋係指因犯罪「直接」取得者，且該物亦限於有體物，致犯罪所得之轉換或對價均不能沒收，範圍過狹，無法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遏止犯罪誘因（註9）。是立法者鑑於上開法規範之不足，為彰顯法秩序之公平性及不可侵犯性、強化人民對於法之信賴及確保社會依合法秩序穩定運作等重大公益（註10），修訂沒收新制，要無不可，更遑論犯罪行為人及非善意第三人對其得依舊法時期持續保有犯罪所得之信賴，本即不值得保護。【72】 據此，系爭規定涉及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所定沒收部分，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73】 肆、結論【74】 一、受理部分【75】 （一）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中涉及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所定沒收部分，不生牴觸憲法罪刑法定原則之問題，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與憲法並無牴觸。【76】 （二）系爭規定既屬合憲，則聲請人一至五關於系爭規定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均應駁回。【77】 （三）聲請人四就確定終局判決四適用系爭規定部分，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經核系爭規定並未牴觸憲法，已如前述，且聲請人四亦未指摘確定終局判決四適用系爭規定有其他違反憲法之情形，是其此部分之聲請，非有理由，應予駁回。【78】 （四）聲請人六及七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系爭規定，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聲請本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惟系爭規定其中涉及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所定沒收部分，並不違憲，已如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聲請人既非對其自身之權利有所主張，尋求救濟，爰不另為駁回聲請人六之聲請及聲請人七此部分聲請之諭知。【79】 二、不受理部分【80】 （一）聲請人一就106年11月16日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第4款規定、聲請人三就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及聲請人五就確定終局裁定五之一、五之二所適用之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40條第3項規定、確定終局裁定五之二主文第一項適用系爭規定部分，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均核與上開大審法規定之要件不符，已如前述，應不受理。【81】 （二）聲請人七另就刑法第40條第3項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核其所陳，與司法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意旨不符，應不受理。【82】 三、另行審理部分 【83】 聲請人四就確定終局判決四所適用之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規範暨裁判憲法審查部分，另行審理。【84】 附註：【85】 註1：德國聯邦憲法法院2021年2月10日裁定BVerfG 2 BvL 8/19, Rn. 105, 109、歐洲人權法院2019年10月8日判決Case of Balsamo v. San Marino, applications no. 20319/17 and 21414/17, § 59參照。【86】 註2：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部分條文立法理由第38條之1說明三、（一）及五、（一），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98期院會紀錄，第268頁至第270頁參照。【87】 註3：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部分條文立法理由第40條說明一，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98期院會紀錄，第273頁至第274頁參照。【88】 註4：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54條第1項第c款規定參照。應併注意者，反貪腐公約第2條第g款所稱之沒收，較之我國沒收新制之沒收涵蓋更廣。【89】 註5：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部分條文立法理由第2條說明一、（一）及（二）、第5章之1沒收說明二，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98期院會紀錄，第260頁至第261頁、第265頁參照。【90】 註6： 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部分條文立法理由第2條說明一、（一）及（二），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98期院會紀錄，第260頁至第261頁參照。【91】 註7：同前揭註1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Rn. 115, 117, 120參照。【92】 註8：同前揭註1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Rn. 159-161參照。【93】 註9： 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部分條文立法理由第38條之1說明五（一），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98期院會紀錄，第269頁至第270頁參照。【94】 註10：同前揭註1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Rn. 151參照。【95】 憲法法庭  審判長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詹森林　黃昭元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民事法院判決應尊重訴願決定，惟確定終局判決逕適用民法第470條第1項（下稱系爭規定一）、第472條第1款（下稱系爭規定二）、第767條第1款及第179條等規定判決聲請人應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其見解已凌駕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及司法院相關解釋之意旨，亦違反訴願法第95條規定，牴觸憲法第10條、第15條及第16條對人民之保障，並有違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本案中系爭規定一及二之適用結果，應為目的性限縮，而應例外排除其適用餘地，否則違反比例原則，過度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且觸及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系爭解釋就國家為達成公行政任務以私法形式所為之行為，應如何受其他法治國原則拘束，並未闡明，應予補充等語。 （三）核其所陳，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具體指摘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及二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又依現行法制，法院裁判本身及其所持見解，尚非得為本院解釋憲法之客體。次查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解釋，且系爭解釋意旨及內容闡釋甚為明確，並無文字晦澀或論證不周之情形，核無補充解釋之必要。故本件聲請，核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首開本院決議不合，依同條第3項規定，應不受理。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均合先敘明。 （三）聲請意旨略謂：上開裁判所援用之民法第767條、無權占有、不當得利等規定，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平等原則，侵害聲請人之權利等語。惟查聲請人不得據系爭判決三聲請解釋已如前述；至聲請人其餘所陳，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當否，並未於客觀上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何法令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是本件聲請，核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要件不合，依同條第3項規定，應不受理。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以裁定駁回抗告有違民法第425條之1及物權法定主義，聲請解釋憲法暨統一解釋法令案。決議：（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人民聲請統一解釋法令，須於其權利遭受不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所表示之見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拆屋還地等事件，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抗字第275號民事裁定（下稱確定終局裁定），以裁定駁回抗告有違民法第425條之1（下稱系爭規定）及物權法定主義，聲請解釋憲法暨統一解釋法令。聲請意旨略謂，聲請人認訴外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依民法第767條及第179條起訴請求排除侵害暨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竟遭法院以該訴外人對系爭房屋並無單獨拆除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非得單獨拆除為由駁回起訴，復又駁回聲請人之再審之訴，顯有違系爭規定及物權法定主義，並牴觸憲法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及財產權，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聲請解釋憲法暨統一解釋等語。經核系爭規定並非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且聲請意旨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就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發生有何牴觸憲法之疑義，客觀上並未為具體之敘明。復依現行法制，法院裁判本身及其所持見解，尚非得為聲請解釋之客體。至就聲請統一解釋部分，並非指摘確定終局裁定適用何一法律所表示之見解，與其他審判機關（如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歧異之情事。綜上所述，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及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合，依各該條第3項規定，均應不受理。 主　席：許　宗　力

違反程序正義，確定終局判決違憲，本案應依民法第179條（聲請人誤植為第178條）不當得利規定而為判決才合理等語。核其所陳，僅係對於法院認事用法及裁判結果當否之爭執，並未具體指陳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何一法律或命令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況且法院裁判本身及其所持見解，依現行法制，並非得為聲請解釋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3項規定，應不受理。 主　席：許　宗　力

案由：為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年度簡上字第一七號民事判決，所適用之最高法院四十九年台上字第一七三○號判例及最高法院六十五年度第五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定（二），違反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九十七條規定，並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案。決議：（一）按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因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年度簡上字第一七號民事判決，所適用之最高法院四十九年台上字第一七三○號判例（下稱系爭判例）及最高法院六十五年度第五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定（二）（下稱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九十七條規定，並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之疑義，聲請解釋。聲請意旨略謂：系爭判例及系爭決議將賠償及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擬制為租金，適用租金請求權，不當限縮物之所有人或權利人請求不當得利返還之消滅時效期間，牴觸財產權之保障且違反法律優位原則云云等語。核其所陳，僅係以個人見解爭執法院適用法律當否，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系爭判例及系爭決議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是本件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

經核確定終局裁判，係因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不能成立民法上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亦不能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請求任用機關連帶賠償，為聲請人敗訴之論據。至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一二三號判例前段，不過揭示行政訴訟有別於民事訴訟之旨。確定終局裁判敘述及之，意在說明對於行政處分如有不服，應循行政救濟程序解決而已。並非因適用該判例而裁判聲請人敗訴。聲請人執以聲請解釋憲法，仍與首開規定不合，應不受理。